朱军：《艺术人生》对我意味着真正的成功，我在书中也写到了，它让我找到了37年人生经历一个倾诉的出口，有很多情感、价值观我会通过节目表述出来，也许有人不认同，但它是我的，《艺术人生》中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如果嘉宾和我的价值判断不一样，我们可以在节目中探讨，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探讨的平台。之前的《东西南北中》和一些大型的晚会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平面的朱军，但《艺术人生》中我展现的是比较立体的，是真正作为主持人的朱军。我希望两鬓斑白的时候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过这说起来有些矫情，但好像心里在这样想。
 

　　读书报：《艺术人生》中主持人的作用是不是更大一些，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军：谈话节目一定是主持人的节目，这是无庸质疑的。这之前，会有很多的前期的准备工作，细节的设置等等，但是在现场真正发生情感碰撞的是主持人的工作。如果一期节目做过以后，你觉得大家都表达得非常尽兴，舒畅，那么作为主持人，我不敢说是成就感，但是一种长长出一口气的畅快感，甚至这种感觉会延续，节目可能只有2个多小时，但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长达5、6个小时的畅谈。除了没有摄像机，实际上我们的谈话还是在继续。
 

　　比如说采访刘欢、王志文，都是节目录完了，都半夜了，可我们的谈话换个地方，找个小酒馆，还在聊，一直聊到天亮。
 

　　读书报：你曾经说过，不希望观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主持人身上，这样不利于节目，你现在又准备出书，会不会更加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你的身上呢?
 

　　朱军：关于出书，我刚才也说过，如果别人出于善意地劝你做一件事，你拒绝了，第二次，你又拒绝了，可以说你内敛或是风格高，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同一个话题那么真诚地希望你做，你还是拒绝，那就叫“给脸不要脸”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找了这样一个方式，也是给那些观众一些交代。
 

　　读书报：你的书中会记录一些做得不成功的节目吗，比如网上讨论比较多的觉得你在那次节目中表现得不够好的《无间道》?
 

　　朱军：在书中我记录了一整页网上对我的批评，当然谩骂的除外，批评我是接受的，谩骂我是拒绝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权利骂我。
 

　　我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做过多解释，只是记录了一些当时在现场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在现场念了给梁朝伟、刘德华的第三个问题，他们说不听，可我还是念了，网上说好像真难堪呀什么的，但是现场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之所以把第三条拿出来执意地念出来，其实我原本也并没有需要他们回答，是想告诉大家，他们之间是有着友谊的，他们都在为对方挡着一种东西，都把最难的一个问题留下来而没有推给对方，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照，很让我感动，我想把这个东西也告诉观众，在书里我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们通过长江社的编辑知道，朱军坚持选用《时刻准备着》做书名，是因为他觉得一直以来，面对命运的种种选择，自己的状态始终是“时刻准备着”，而机遇都是在积极“准备”中光顾的。他隐隐感觉，以往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艺术人生》做准备：从小家境的窘困和父母近乎“苛刻”的教育;当侦察兵时对品格脱胎换骨的锤炼;偶然中被推上台做“主持”;杨澜、高立民“适时”地出现与友善的建议;“漂”在北京时的处处碰壁;进入中央台后的数次“改行”以及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等等，都是在为最终的追求做铺垫，并且如愿以偿地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