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王文采，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26年6月5日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的研究。对被子植物的一些重要的大类群，如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等进行了深入的分类学与系统学研究，共发现20个新属，540个新种。在深入研究许多植物现代地理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植物区系中的16个间断分布式样。根据对我国96个科植物分布区的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分布式样和3条迁移路线，并提出了“我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论断。王文采主持的、全国共有130位专家编著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荣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获得了中科院等部门多项奖励。共发表论文100余篇，著作10部。

　　■本报记者 陆琦

　　中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比如：经过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在这两项工作中，有一个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投身植物分类学研究6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

　　只要一和人说起植物，说起出外考察的经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就兴趣盎然。尽管早已没有了科研任务，可他仍割舍不下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专业，“除了一周去趟标本馆，其余时间都在家研究，希望多少做点工作”。王文采说。

　　两位恩师功不可没

　　1945年，王文采从北平第四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对植物分类学产生兴趣，是源于大三时上的植物分类学课。

　　“大三开植物分类学这门课，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先生任教。那时候，我还没对分类课特别有兴趣，就觉得他讲得挺好。”王文采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林镕讲课的时候，一手拿着植物标本，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绘图，讲述有关植物的科、属特征。

　　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带全班同学到玉泉山野外实习。那一次的实习给王文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花的紫花地丁、蒲公英……林老随手采起开花的标本，讲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科属特征、花的构造。我特别佩服林老，什么植物他都认识。”

　　受林镕影响，王文采常在暑假独自到郊外跋山涉水，八达岭、门头沟、西山……采集了许多标本，并就地绘出许多植物的外形图和花部构造图。

　　王文采采了不少灌木、草本植物的标本，遇到问题就跑到林镕家里，请他鉴定标本。“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编写《福建植物志》，壳斗科、樟科等科的文献、笔记都是手抄的，一大堆。画图、写字都很漂亮，我非常钦佩他，是他将我领入植物分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

　　如果说林镕把王文采领入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那么胡先骕先生将王文采真正引入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之路。

　　王文采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的助教，而非他最喜欢的植物分类学。

　　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从内地回北京，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兼任教授，担任他助教的恰巧是王文采的师兄王福全。王福全知道王文采对植物分类一直很感兴趣，他热心地将王文采介绍给胡先骕。

　　1949年初冬，胡先骕把王文采找去了。当时的场景，王文采还清晰记得。

　　“胡先生说话有点儿结巴，他说：‘我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你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你觉得怎么样?’我听了特别高兴。胡先生还让我找静生生物所标本馆负责具体事务的总管夏纬琨先生领稿纸，还派景天科专家傅书遐先生把5000种植物的一个名录给我送到师大。”

　　其实那时候，王文采只有大三时植物分类那点儿知识，还没学过植物学拉丁文，植物分类学的文献看不懂，考证的方法也不懂，《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也没学过，根本没有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的能力。但是，他就是有兴趣，硬着头皮到静生生物所看标本。

　　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植物部分、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上海生物科学社植物部分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在胡先骕的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