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考察乐在其中

　　作为一位植物分类学家，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到过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区，曾深入到许多人迹罕至之域，获得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

　　“第一次去野外调查、采集标本是在1950年。”王文采记得当时刚调到植物所，所里决定编写《河北植物志》，为了编写此志需要采集早春开花的植物标本。1950年至1951年间，王文采曾先后到上方山、百花山、小五台山、雾灵山、六里坪子等地采集。

　　1953年，全国范围的综合大考察开始了。1953年4月到11月，王文采和李世英等人组成广西队到广西西南部考察橡胶宜林地。

　　“参加广西队考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南下过长江到达华南，在汉口下火车乘渡轮过江，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修建，看到清澈东流的浩荡江水，不胜激动;到广西后见到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真是高兴;最使我高兴的是在龙州大青山山谷中，第一次见到了茂密的热带雨林，令我兴奋不已。”现在回想起来，王文采还很兴奋。

　　在那次考察中，王文采要协助队长李世英搞好宜林地调查，并负责撰写报告，还有不少植物群落调查工作，任务繁重，但他还是尽量找时间，解剖一些热带植物科、属的花，并尽力绘图。

　　1954年，王文采又到江西武功山进行采集和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工作。“这次在武功山考察，如同在广西龙州大青山首次看到热带雨林植被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我国亚热带中山地带的以樟科、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眼界大开。”

　　1955年，中苏云南联合考察团成立，两国科学院的动植物研究人员合作考察云南的生物区系。植物区系调查区域选择在云南东南部屏边大围山一带。

　　“看到这么丰富的植物区系，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绝大多数树种以及灌木、草本都不认识。”王文采向记者描述，山谷中的热带雨林极为茂密，其林层结构和植物种类，比1953年在广西大青山看见的丰富复杂，低山山坡上散生的高大的董棕，形成了一种独特景观。在雨林中，多数高大乔木都有光滑、浅绿色的树干，枝下高度很大，很难攀援，向上望去，不要说花、果，就是叶子的形状也不容易看清楚。后来到大围山，一天夜里大雨倾盆，在全队下山途中，经过来时走过的一段二三百米的山谷，只见原来茂密的森林已全部被冲到山谷中，树干杂乱地覆盖了整个山谷。看到这种景象，对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大家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恐惧。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中，王文采不幸得了恶性疟疾，连续高烧，只好返回昆明，住进昆华医院。到12月，他病势越发严重，多日高烧不退，吃药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为王文采输血1600毫升。“这一大罐血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从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数十年间，王文采多次到达我国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考察植物区系，尤其在西南山区看到不少能挺过冰期孑遗下来的活化石种类。“我没有去过新疆天山、内蒙古，很想去看看那里的植物区系，但现在身体不允许了，实在遗憾。”王文采说。

　　学术研究志向不变

　　1953年，由植物所分类室主任汪发瓒提出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以解决全国鉴定标本的需要，并决定先编豆科和禾本科服务农业。汪发瓒和唐进两位单子叶植物专家放下了兰科、百合科等科的研究任务，亲自领导豆科的编撰。分类室的全体人员都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与此同时，全国搞禾本科的专家都集中到南京大学，由禾本科专家耿以礼牵头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禾本科部分。

　　“那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尤其是汪发瓒和唐进两位老先生做的工作最多。但1956年，两位老先生离开了分类室领导岗位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就流产了。”

　　王文采补充道，1955年《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出版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蕨类部分单出了一本，1958年出版了《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共出版了三本。

　　1958年，商业部和中科院联合开展全国野生经济植物大普查，还有一些大学教授提出在10年内完成《中国植物志》的编著。随后，中科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委员会，全国从事分类学研究的专家都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中，包括王文采所在的分类学室。

　　“实际上，编写植物志需要长期的积累，《中国植物志》的多数科都很复杂。像秦仁昌先生编写的第一卷，那是多少年的积累。”王文采说，“分类学有两个基础条件——文献能否收全、标本能否收全，都不容易做到十全十美，而且分类学有不少类群难于区分，困难的问题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1965年初，植物所分类室抽出10个人，脱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王文采和崔鸿宾、陈心启组成领导小组，由王文采负责。“他们俩主张采用图鉴的规格;我主张采用图说的规格，就像植物志，附检索表，好找区别特征。争论了好久，最终我妥协了，就用了图鉴的规格。”

　　就这样，10个人从1965年5月开始编写工作。“那时候大家都三十八九岁，干劲很大。”到1966年6月，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编完了。可是，“文革”来了，编写工作也就停止了。

　　1969年，由于珍宝岛事件，我国和前苏联关系紧张，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开始备战。同年11月，王文采等编写了《江西中草药》。紧接着，《广东中草药》、《湖南中草药》、《湖北中草药》等也都编写出来。

　　“全国掀起了中草药运动，各个地方陆续将鉴定不出来的标本寄到植物所，这使大家又认识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著的重要性。所以，从1971年起，因‘文革’而停工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又恢复了。”

　　1971年，汤彦承组织了编写图鉴的五人领导小组，老中青“三结合”，包括汤彦承、王文采、曹子余、吴彰桦、邢公侠，实际管事的是汤彦承和王文采，全分类室都参加了进来。“把第二卷没写完的补上，很快就把两卷的稿子写出来了。出版社也很支持，当时他们工作人员都下放五七干校了，我就到通县印刷厂当校对。”

　　王文采告诉记者，前两卷出来后，向全国征求意见。主要有两点反馈：不少大属选种太少，比如，柳树有200多种，只选了20种;另外，没有检索表，近缘种类间的区别特征没有说明，难于鉴定。“可是第二卷已经出了，只能出补编来弥补不足之处，就是补充第一、二卷的大属的种类。这一增加，除了补编二卷，正编四卷变成了五卷。”王文采说。

　　到1983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共出版了正编5册，补编2册，收载我国高等植物近15000种，其中9082种配有墨线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在王文采看来，《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是个普及的工作。在全国，不光是对分类学，对农林、轻工、资源植物利用等方面，以及植物学教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7年，王文采作为第一主持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对此，王文采只是淡然一笑，“它是全国合作的一个产物，我没做什么事，主要担任了组织工作。”

　　在《中国植物志》完成后，王文采一直强调研究视野要开拓到世界范围。“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志书?就是因为他们200多年来一版一版地进行修订，一次比一次进步。而我们现在，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深入去做。”

　　不过，近几年，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似乎陷入了低谷，各个省区的植物所分类学的研究力量有所减弱，高校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分类学的课时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这令王文采既担忧又无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王文采说，“中国那么大，东西南北中，总要有些人把分类学这方面的工作搞下去，地方植物志的修订，地方植物区系的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工作量不小，总要一点点搞下去。”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陆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