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城内外：农区与牧区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粮食主要是谷物。因此，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中原人又因此被称为“粒食之民”。不过，班固的定义并不全面。事实上，农区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都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染料、油料、蔬果、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就是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搭配，所谓“必杂五种”。衣着原料的解决以种植业为基础。棉麻直接来源于种植业，蚕丝生产亦以桑树栽培为前提，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我国农区历史上存在过大规模的国营牧业和大牧主，但在广大农户中，畜牧业是作为副业存在的。主要饲养猪、禽和耕牛。它一方面利用部分农副产品(如秸秆糠粃、蔬菜的残根老叶，粮食、油料加工后的糟渣，也包括一些饲料作物)为饲料，另一方面又为农业提供畜力、肥料和部分肉食。由于食物中以植物性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重视。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起来，以备缺乏时，尤其是冬季食用。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牲畜数以万计、十万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重要地位，还有被农区人视为“奇畜”的驴、骡、骆駝等。狩猎有保卫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游牧民族并非没有种植业，不过种植业比较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以往谈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时，往往一言以蔽之曰：精耕细作。但“精耕细作”一语虽然抓住了农区生产技术的主流，但却难以概括牧区的生产技术。事实上，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存在着不同的传统。以畜牧技术而言，农区畜牧业是与农业相结合、为农业服务的，较早形成了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饲料的广辟与加工，喂饲的适时与适量，役使的合理与适度，又有精料集中喂饲、限制畜禽运动以快速育肥等办法，体现了集约经营的精神，也可视为精耕细作在畜牧生产中的延伸。牧区的畜牧技术则大异其趣。由于实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强调要使牲畜“遂其天性”，重视牧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游牧方式孕育了动物种内和种间杂交的成功实践。在阉割术和外科技术方面则表现了技术娴熟、方式粗朴的风格。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其对象是活的畜群，而在畜群中又总是以羊为主体;要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游动的畜群，必须依靠骑术的掌握。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产生巨大的机动能力，从而能驾驭庞大的畜群。骑术的掌握成为大规模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故尔北方草原游牧民重视对乘骑的训练，出现很有特色的“控马法”等。牧民的农耕方式也是与其游牧方式相适应的，如有的牧民“借荒”、“寄田”农区，唯于春秋前往播种和收获，自然也谈不上精耕细作了。
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立对峙，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生活条件变化影响极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与汉区做生意。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够维持的。农区统治者往往把交市作为控制、驾驭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使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游牧民族多处于奴隶制或初期封建制阶段，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的对农区经济的依赖性，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生活构成威胁。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往开辟道路。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农牧区的这种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极大。我国游牧民族尽管有时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中原汉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之间虽然在历史上打过不少仗，但打来打去还是走到一块，多民族统一国家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巩固。这种现象都可以从两大农业文化区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中找到它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我国古代农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一般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与营农氏族错杂并存的是以采猎为生的氏族部落，游牧民族尚未形成。后世的牧区情形也是如此。如西戎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和匈奴兴起的漠南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当时属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而后来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则分布着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沟门文化。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稍后，游牧部落才从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陆续出现。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仍以种粟养猪为主，但巳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四坝文化和卡约文化等畜牧业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并随着人口的增加、氏族分化和活动地区的扩展形成游牧民族。这些以氐羌族为主体、被称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首先强大起来，逐渐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迁到洛邑。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西戎人以养羊为主体，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都采用歩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区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联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我国农牧区分立格局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总趋势则是农耕区和农耕文化的扩展。而进入农区的游牧人都毫无例外或迟或早地被农耕文化所同化。
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扩展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扩展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在农区和牧区之间造成了一个颇为广阔的半农半牧地带。它是原戎狄的游牧区，以后游牧人被排挤或融合，农耕在这里发展起来，但仍然保留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司马迁说“龙门(今陕西韩城)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又说凉州(今甘肃境)“畜牧为天下饶”，就是指西汉疆域内这个半农半牧区。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地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同时大兴水利，推广耦犂、代田法等先进工具与技术，使该地区成为全国农牧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河西农区的建立象插进牧区中的一根楔子，把游牧的匈奴人和羌人隔开，同时把中原农区与南疆分散农区联结起来。汉代的屯田还深入到西域和羌人活动的青海河湟地区。在东北地区，燕国和秦汉相继用兵东北，占领辽河东西等地区，通过置郡屯戍，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等隨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的新局面。辽东辽西从此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向东北扩展的桥头堡。除了屯戍以外，流移或被俘进入牧区的汉族人民对农耕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这些民族原来都以游牧为生，有的虽然内迁巳久，逐步适应了农耕生活，但在战乱频仍、荒田遍野的情况下，难免部分地恢复旧日的习惯。在原农区东北部，由于乌桓、鲜卑的南迁，尤其是鲜卑慕容氏在蓟燕地区多次建立割据政权，燕代一带实际上成为半农半牧区。在西北部，黄土高原和河套地区多为南下的游牧人所据，农耕区退至关中北山和山西吕梁山一线以南。河西走廊魏晋和前秦时农业尚较繁荣，十六国后期农业衰落，北朝时回复到以牧为主;北魏国家牧场正设置在这里。北魏甚至在洛阳附近黄河南岸广阔地带设置牧马场。中原农耕文化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历史考验。不过，内迁各族在与汉族接触中都或迟或早接受农耕文明，并逐步与汉族相融合。例如活动在黄土高原的匈奴后裔稽胡人北朝时巳转以营农为主。即使与汉族接触较晚的拓抜鲜卑部，在建立北魏前已经在河套平原、银川平原和河北地区屯田，成绩显著，又把山东人民迁到平城一带，计口授田。为了抵御柔然人的侵扰，北魏在赤城(今河北赤城)至五原(今内蒙五原)一线修筑长城，俨然以农耕文明的保卫者自居。这也清楚地表明，长城作为农牧分区的标志，实质不在于区别不同的种族，而在于区别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这一时期农耕文化向游牧区扩展没有停止。西域农业继续有所发展，吐鲁番盆地魏晋时是中原王朝屯田基地，以后建立的高昌国，水利发达，谷麦一岁两熟，成为西域地区主要农业中心。在东北，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招募汉族流人，对辽东地区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隋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时期。这一时期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却有明显增加。河套和河西地区屯田水利有了新的发展。后套黄河两支间得到深入开发，唐徕渠的建成使银川平原灌区向北扩展，黄河两岸平原尽成旱涝保收农区。河西经唐初百余年经营，农桑蕃盛，士民殷富，粮食自给有余，有时还能调入内地救灾。吕梁山西，银绥两州之南，农耕比汉代有显著发展。唐代在陇右、陕北乃至西北遍设牧场，表明这一地区牧业也比较发达。与汉代大量移民实边不同，唐代广泛吸收少数民族内附，使之逐步向农耕文化靠拢。如在陕甘蒙交界地区设六胡州，安置内迁游牧人。鄂尔多斯高原在隋唐时基本上是游牧人的天地，农耕反逊于汉。隋唐时西域重新归入中原帝国版图。唐代在这里广开屯田，屯田重心除在吐鲁番盆地外，又发展到山北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北)，并向西推进到怛罗斯(今江布尔)。从汉到唐，新疆，尤其是南疆农业有了长足进展，以致唐末回紇西迁新疆后，不得不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由游牧过渡到定居农业。唐朝还攻灭高句丽，把势力伸展到辽东以至朝鲜半岛。突厥族和契丹族在唐朝农耕文化的影响下，种植业有所发展，其游牧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唐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许多地方转化为牧场。唐收复失地后，农耕地区有所恢复，但远比不上盛唐时代。由于吐蕃势力的扩展，党项、吐谷浑、沙陀等游牧民族多被迫内迁，分布于灵、庆、银、夏诸州(今宁夏、陕北一带)，并东渡黄河，以至于陉岭以北。这一地区，宋代出现了西夏王朝。甘肃、青海则多为吐蕃余部所据。这些民族虽在与汉族接触中逐步学得农业技术，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从事畜牧业。上述情况使畜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