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恩仇而非对事负责

　　快意恩仇，是江湖中人处理冲突的最直接、也是最能让人接受的原则。人们只是凭个体自身的感觉去处置纠纷和冲突，其结果是怨怨相报，相互猜疑，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描述的江湖险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情的对错是非不是行为的依据，恩怨情仇才是。组织的原则，在江湖中经常被个人恩怨所取代。

　　现代组织需要尊重成员的个体感受，否则组织认同、组织承诺就是海市蜃楼。但此尊重非乡党式的盲从，需要按章办事、对事不对人。若不能令行禁止，组织系统的高效和目标的实现就会“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严格按章办事，用正式授权来处理组织中间出现的问题，是确保在组织成员间公平公正的必要条件。如果在组织内部不能秉公办事，没有基本的规则，强调因人而异，那么组织和管理者就会失却公信力，组织指挥系统就会出现控制力下降，最终妨碍组织目标的实现。

　　马太效应与打抱不平

　　任何一个现代企业，其成员的角色、职责都相对明晰。组织内有作决定的，也就必然有被决定的。现代组织管理更多强调成员的服从，而不是闲云野鹤的如陶渊明般的自在;强调协调一致，就必然会要求部分成员放弃一些自身的利益，满足组织利益的需要，这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是组织理性的必然逻辑。但如果站在利益受损成员的角度看，就显得“太不人性”了，就与“江湖道义、锄强扶弱”等主张相悖逆了。因为在利益冲突的平衡中，被作为成本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弱势一方。如果群体在组织中强势存在，那么这个强势最终必将转换成为组织的核心利益所在，也必然受到组织的高度重视，也即“马太效应”。然而，侠义江湖最见不得的就是恃强凌弱，所以打抱不平才有市场，尽管这打抱不平也许根本就没道理。

　　隐忍不发戕害组织长远利益

　　江湖险恶，源于人心难测，心机是江湖中生存的前提;隐而不发，卧薪尝胆，是成就大英雄的必备条件。企业管理中，决策者要想实施组织目标，就必须保证决策透明，在决策透明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成员间的公平公正，使得成员间形成协作。及时发现问题，排解成员间的矛盾，排解成员和组织间的矛盾，是保证组织健康而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管理透明化，正是这个条件的具体手段。

　　隐忍不发，往往被视作有涵养、修为到家，喜怒不形于色，也是一个人成熟深沉的标志。然而这种江湖之修为却是企业运营的大忌。正因为隐忍，所以问题得不到暴露，内部竞争者就可能因此而“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误发生时不言不语，看似尊重管理者对轻重缓急的安排，实际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机谋”，关键而隐匿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以致错误在不停地积累和叠加，直到事情无可挽回。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诚哉斯言，但有江湖却未必要江湖化。认清江湖的存在，及江湖产生的渊源，绝不是要我们去简单迎合江湖法则，而是利用江湖的自组织行为特征，让江湖的存在和组织管理的科学化相统一。只有当组织之中的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保持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正能量。

　　阿里巴巴在企业内部为了建立所谓的公司文化，弘扬所谓的江湖道义，以文学作品的大侠来命名组织内部的各色人物，这不是对江湖存在的客观承认，而是走向了管理江湖化的歧途。

　　文学作品中的大侠固然有正义的一面，但负能量也十分突出。譬如在金庸作品中的张无忌、赵敏、周芷若，有多重性格上的冲突和分裂。张教主身世出自武当，年少之时受人之恩，后来又得明教金毛狮王传承，又得元军郡主的垂青以致以身相许，又与两小无猜的峨眉派掌门人在光明顶相残，而面对所有这一切，张教主处理矛盾的原则只有一个：报恩。然而，一个人成为道德上的义士，其最终的选择只能是“相忘于江湖”;个人的得仁近圣与明教作为一个组织为奸人所用并列。管理江湖化的结果，是让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取代了现代管理的理性，让个体情感与制度理性对立，成为组织日常活动的价值观，这势必会形成组织内部的包庇和纵容。卫哲的辞职是为虚假信用买单，为阿里巴巴挽回诚信有利，却也因此社会对马云的道德人品产生了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阿里的侠义文化下的花名体系运作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