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告诉魏王李泰：每次见到王珪，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该倍加尊敬，不能懈怠。”这话也是说给房玄龄等听的，强调的是师道尊严。

　　李世民亲自组织教材的编撰，努力为子弟提供可资借鉴的行为规范。贞观七年，李世民委托侍中魏徵辑录古代帝王子弟成功与失败的事迹，编成一本《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的教材。魏徵不辱使命，从黄帝分封二十五子开始，到舜帝任命八元、八凯，历经周朝、汉代，直到陈代、隋朝，将被分封诸侯的兴衰成败情况一并收集起来，根据善恶进行分类，并在序言中申明大义。李世民亲自审阅，看了后连声称好，并据此告诫诸位王子：“此书应放在你们书桌的座右，用作你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在传承中道与术不可偏废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个CEO是敬业的，在“万方即叙，九围清晏”的大好形势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然而其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思考虽然颇为深刻，实践并不完美，譬如对太子李承乾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这位储君居然在李世民健在时就试图作乱。李承乾失宠看起来是一个孤立事件，却也反映出李世民在基业传承上所作的思考和努力具有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有值得警惕的教训：

　　首先，在贵族式的教育中，没有完成能力和责任感的培养。李世民对子弟的教育无疑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子弟的老师算是当时的精英，传授的知识在当时也能够经世致用。也就是说，在术的层面上，李世民对子弟的教育没有多少可以求全责备;但是这些子弟长在深宫，出入于宫女之间，衣食无忧，很难有切身的隐患意识。这就如同当代贵族式的MBA教育，学贵族礼仪，娴熟自如地喝红酒吃西餐、骑骑马打打高尔夫，这些或许可以培养绅士风度，却并非必然有助于企业家进取精神的形成。同样的道理，李世民的严格要求虽然可以让子弟们的言行举止在形式上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却很难保证代代才行俱兼，堪当大任。

　　其次，对多元化的文化取向缺乏包容，在教育中没有根据储备人才的个性因材施教。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教育原来是充满信心的，但是李承乾偏偏痴迷于异域文化。这对于具有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来说原本不奇怪，但是在强大的中原文化面前，这种痴迷被认为是“中邪”。面对喋喋不休的正统观念说教的逆反心理，又使得血气方刚的李承乾常常失控，骨肉的失和成为必然。假如李世民能够像当代的李嘉诚那样，面对性格迥异的儿子，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进行基业传承，也就是遵从教育之道因材施教，根据子弟们的志向因势利导，善于守成的让其守成，勇于开拓的助其开拓，那效果也许就好得多。

　　再次，两权分立的构想执行的不彻底，没有“禅让”皇权的决心。李世民在基业传承中虽然涉及到了两权分离的体制问题，却只止步于地方政权，没有也不可能触及最高权力的独享。即像尧、舜那样“禅让”王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担纲，最高权力继续由李氏家族垄断。然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底层的两权分离就得不到保障。唐朝后期，基层经营管理权的世袭又被恢复，导致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更糟糕的是，唐王朝晚期的皇帝几乎都成为了宦官的傀儡，决策权实际上被阉人操纵。其间朋党之争不断，相互倾轧频仍，使得富不过三代的悲剧在重臣豪强间一幕幕重演。